阿柑

　　最近一段時間，“小鄒”很火。
　　小鄒何許人也？他其實是一個虛擬人物，出現在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地市級）的申論試卷里。考卷上的小鄒今年27歲，已經在北方某城市的機關大院里工作了4年，月收入2800元，身上背著房貸，買不起車。沉悶的工作讓這個年輕人感到壓抑，覺得過著50歲的生活。他想跳槽獲得更好的發展，又擔心失去現有的地位和穩定。“像我這樣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數都選擇了繼續，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我的心在躁動，但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抉擇。”小鄒說。
　　在最熱到7000人搶一個職位的公務員招錄考試里，出現這麼一個人物，充滿了荒誕的戲劇性，但也是近年來公務員“圍城”效應的最好詮釋。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像“小鄒”一樣在糾結，也有許多人已經痛下決定。晨報今日試圖通過對話離職的公務員，還原他們為何要離開體制這座“圍城”。
　　□晨報記者 言瑩
　　考評機制
　　幹得多幹得少差不多
　　林華是一名“70後”，他畢業後進入企業工作了三年，是技術型工種。上世紀90年代末，上海公務員招考，他參加了。當時的競爭還沒那麼激烈，他說，“我們部門最厲害的崗位也就是12個人里選1個。”後來，他順利通過考試，成為一名公務員，那年他30歲不到。
　　“寫寫弄弄比較多。”有工作經驗、性格內向、文筆好，林華很適應這份工作。不過，就是沒有成就感。“最大的成就，是我寫的報告材料受到局長的表揚，僅此而已。”
　　有很多人覺得公務員輕鬆，沒壓力，林華並不認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沒事兒乾，公務員也有壓力，但不是企業那種有指標、帶領團隊，壓力的感受不一樣。”讓他很無語卻又必須默默承受的一種壓力，是要把精力放在非業務的學習、研討會議上，“我覺得是無用功。”
　　公務員還有一個弊病，是工作量的多少與收穫不成正比，似乎幹得多和幹得少的收入差不多。“各種科室忙閑不均，可能會讓人造成錯覺，覺得自己很忙，他很空，就會心生抱怨。”而在企業可以量化工作量，“做了多少生活，扔出來，多少業績銷量拿出來，很直觀。”林華覺得，這是因為中國公務員沒有一套科學的考評機制。
　　“還比如評優，應該是幹得好的拿優，連拿3年就能晉升了。可是，我們一般都是你去年拿優了，今年就讓給他拿優吧。”這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考評讓林華嗤之以鼻，“事實上他就是幹得好，為什麼不能讓他連年拿優？”
　　在崗位上工作3年後，正好遇到公務員分流。領導告訴林華，其他科室有一個同事要走，空出了位置讓林華去，談話時領導給出的理由是“工作出色，是個人才。”林華做好了調動的準備，誰知那人不走了，林華留在了原科室。原科室就要多“裁員”一人，好脾氣的林華又被領導召見談話。
　　“不是說我工作出色嗎，怎麼又要我辭職？”“對，就是因為你是人才，我們相信你辭職無論到哪裡，都能發光發熱。”這個說辭讓林華一時語塞。
　　那一次，林華堅持沒有走。有同事拿了10萬元左右的補償就走了，林華說他家境還算殷實，沒有選擇拿錢。
　　那個時候，林華應該還在像小鄒一樣糾結，感到壓抑、不滿，所以回憶起來時不用記者引導，他就能說出一大堆他所屬的那個系統的積弊——沒有成就感、事務性的工作多、考評的平均主義等等。這些積弊未必是公務員系統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但在我們的調查中，確實有不少公務員或前公務員流露出相似的情緒。就像小鄒用了“沉悶”這個詞，這些弊病也許不是什麼傷筋動骨的事情，卻像一根肉刺，埋伏在一些不經意的地方，卻三天兩頭令人覺得隱隱刺痛。
　　走出圍城
　　來自對升遷的長久考慮
　　又過了幾年，林華已經是主任科員，正科級。當時，有位領導要跳槽，問林華願不願意一起下基層鍛煉鍛煉，換換環境證明自己。“單位死氣沉沉，做得再好也沒用，不如出去打拼一下。”毫無徵兆的，林華說，“好”。便辭職跳槽了。
　　一方面，系統里“僧多粥少”，已經有20多個處長，打破頭爭局級幹部的位子，他盤算自己機會渺茫，倒不如去國企晉升機會大。另一方面，這位副局級領導很可能調回，到時候想“小鬼頭，當初叫儂一道來不來”，“我吃軋頭了哪能辦”。
　　於是局領導的一句招呼，成為這些年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隨後，他便調到國企工作。如今他是副處級，也是局級後備幹部。
　　走出圍城的原因，是為了一個“位子”。看似功利，但升遷的機會問題，是擺在所有公務員面前的最現實問題。為什麼渴望升遷，恐怕不需要多解釋。
　　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工作滿三年可以晉升一個級。但在理想狀態下，一名基層公務員從普通辦事員晉升到副科級幹部，需要8年； 從副科晉升正科需要3年；從正科晉升到副處需要7年；從副處晉升到正處，同樣需要7年。
　　據此推算，某22歲大學畢業生考取公務員，47歲晉升正處級領導職務，在正處崗位乾10年轉為非領導職務後退休。除極個別人可能成為副廳級幹部外，上述路徑是基層公務員可以期望的最佳政治生涯。然而在現實中，大部分基層公務員是在辦事員和科員兩個級別上走完全部仕途的，約九成公務員是科級以下幹部。
　　有研究表明，從科員到縣處級幹部的升遷比例僅為4.4%，從縣處級升遷為廳局級的比例更是低至1%。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在“金字塔”的底層燃燒著青春與激情，有的人工作幾十年還是副科長，自嘲患上了“副科病”。
　　數據是這個序列晉升困難的最直白寫照。
　　收入爭論
　　上海略高，但高得很有限
　　從公務員到國企，林華的反差不算大。他的老同事中，有創業開公司的，但聽說結局不太好。林華一直強調自己是個保守的人，沒什麼闖勁。他打聽過老同事現在的收入，大概稅後十一二萬，他說自己跳槽後也只不過多了三四萬而已，但自己和朋友乾副業，有外快賺，甚至要超過主業了。
　　林華家境比較好，所以關於待遇他沒有多說什麼，但是公務員的待遇問題一直是圍城內外爭議的焦點。
　　統計顯示，10多個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中，公務員平均工資排名處於中下位次。人社部、國家統計局等部門聯合進行的相關調查《公務員與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試調查分析報告》也證實了這一結論。
　　上海某局的一位局領導，有一次與記者聊天時說，他們局的一個小年輕來交辭職報告，他試圖輓留，可小年輕對他說，“領導，我知道你待我們都很好，但在這裡幹下去，我一輩子都沒希望在上海買房。”
　　林華口中的老同事，稅後十一二萬，已經是幹了多年、也有一定級別的公務員了。剛入行的公務員，譬如東北的小鄒，月收入是2800元，上海的水平要略微高一點，但也高得非常有限。一位在區里工作的公務員曾向記者透露過，他在中遠兩灣城住了兩年的群租房。
　　但是顯然圍城外的人們都無法接受公務員的這個收入水平，許多關於公務員的激烈爭論往往由這個話題開始。公眾輿論對於公務員的真實收入，總是懷有一種巨大的不信任感，而這種不信任感，恰恰又是許多人往公務員這座圍城裡擠的潛意識原因。
　　機制改革已臨近？
　　林華的故事多少有些平淡無奇。但事實上，離開了的公務員絕大多數都就是因為“平淡無奇”這四個字。
　　缺乏成就的工作，沒有希望的晉升，毫無亮點的收入……與這些平淡無奇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些看上去有些驚心動魄的數字。比如2013年，在法院系統中，上海辭職的法官接近70人，比往年大幅增加。這部分離職人員多為35歲至45歲的高學歷男性，法學功底扎實、審判經驗豐富，其中不乏中級法院副庭長之類的業務骨幹。以某區法院為例，去年有10名法官離開法院。又如採訪中瞭解到某系統的一個處室，一共有7個人，去年走了3個人。
　　還有中國社科院的一項調查顯示，八成基層公務員存在不同程度職業倦怠，包括身心過度勞累，對工作喪失興趣，對自身工作能力、效率、貢獻和社會價值態度消極。其原因包括個人抱負與現實情況落差，工作負荷大和內容僵化，職務晉升和薪酬激勵失效。
　　是什麼樣的節點促成了公務員的離職呈顯著上升趨勢？有評論將公務員離職驟然增多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八項規定出台後的糾“四風”、反貪腐、扼吃喝，昔日風光不再。這可能也有些片面。或許國家行政學院胡穎等專家的調查報告結論更加客觀一些：由於民眾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基層公務員撰文、開會、檢查、調研、走訪占據了大部分工作時間。社會穩定、安全生產、計劃生育、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一票否決”工作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直接影響著他們的仕途乃至生計。不少人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從過分安逸到疲於奔命的急轉彎，帶來群體性焦慮。
　　小鄒的故事，就是對這種職業倦怠的最好詮釋，當小鄒出現在考卷上，考場上的年輕人，有的剛畢業，有的已經工作了幾年，他們都想進入讓小鄒珍視又糾結的體制，但首先要為前輩們設計一份調查問卷，瞭解公務員群體的生活、工作情況和心理、思想狀態。對於這些站在體制邊上的年輕人來說，這份問卷，也給自己一個理性思考的機會：到底為什麼要進入體制，這是否就是你要選擇的生活？
　　當小鄒出現在考卷上，也釋放著一種信號：當關於公務員隊伍的負能量，已經可以為各方直視的時候，那公務員體系的機制改革，是不是也到了臨近的時候？　　（原標題：是什麼促使公務員離開體制“圍城”）